《史记》记载：纣王释放姬昌后，姬昌接连征伐了犬戎、密须、耆国、邘国和崇国。特别是在征伐耆国后十大实盘配资排行，商朝的祖尹深感忧虑，但纣王却不以为意，言辞激烈地说：“不有天命乎？是何能为！”

《尚书》中的记载与此类似：“西伯既戡黎，祖伊恐，奔告于王。”这一段话所描述的情形与《史记》大致相符。因此，“伐耆”在《史记》中的记载与《尚书》中的“戡黎”实则指的是同一件事情，耆国即为黎国。

然而，在《尚书》这一更为古老的记载中，只提到“西伯戡黎”，没有明确指出西伯究竟是姬昌还是姬发。从西汉以来的学者普遍认为“西伯”指的是姬昌，但宋代的学者则倾向于认为“西伯”是姬发，即认为是姬发征伐了黎国。那么，究竟是谁发动了这次征伐呢？有新发现的战国竹简对这一历史认知进行了重新审视，也有可能推翻《史记》中的这一记载。

黎国，又名耆国，在《周本纪》中有记载，而在《殷本纪》中被称作“饥国”，位于今天山西长治黎城县的境内，距殷都安阳仅150公里。黎国是商朝的核心盟友之一，这一地理位置也让这一问题变得复杂。黎国距离殷都极近，然而却离周人非常遥远，令这一历史事件的背景更加扑朔迷离。

《史记》中提到，姬昌晚年所进行的征伐顺序依次为犬戎、密须、耆国、邘国和崇国。然而，若按现代交通测算，从陕西宝鸡岐山到山西长治，约有700公里之远，这一距离对于当时的周军来说，绝对是一场孤军深入的冒险。而当时的殷商势力又如此强大，姬昌为何敢冒这样的风险，且如何确保能够成功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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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姬昌远征黎国，后路可能会被完全切断，战事的风险非常大。更为关键的是，即便纣王对黎国有敌意，他也不可能坐视姬昌继续攻打黎国。黎国和殷都如此接近，商朝不可能不出兵干预。姬昌如何确保商朝不会出兵？这显然是一个重要的疑问。

即使姬昌出于战略考虑想通过戡黎来削弱商朝与纣王的威望，但这种行动很可能会引起商朝的高度警觉，甚至将其战略重心转向西部。毕竟，周人已经打到了殷都的近邻。简而言之，姬昌若采取戡黎的行动，不仅在军事上得不偿失，政治上也难以获得有效的回报。

因此，姬昌攻打黎国在军事上并不合乎常理，也不符合当时的政治逻辑，似乎更难以成为历史的真实。宋代学者如朱熹曾对此提出质疑，认为姬昌本有德行，不可能主动与商朝为敌，更不可能发动叛乱。

而在21世纪初，清华大学发现的一批战国楚简中，整理出了《耆夜》，其中明确记载了武王伐耆后的庆功事宜。根据《耆夜》的记载，戡黎的实际是姬发，而非史记中的姬昌，这一事件发生在武王八年。这一发现为解决商周关系中的一个难解之谜提供了新的解释。

回到牧野之战前的历史情境，商周之间的确没有发生过明显的战争，纣王对周国的态度也显得异常冷漠，仿佛未曾做出任何反应。这一现象显得极为怪异。若是姬昌戡黎，商朝必定会对周国的挑战产生反应，但实际上商朝却未做出任何有效的应对，这显然不符合常理。而若是姬发在武王八年发动了戡黎，这时黎国与殷都的关系才真正威胁到商朝的安全。由于商朝当时陷入东夷战争和内部斗争，未能及时反应，因此商周在牧野之战前并未发生其他较大的冲突。

根据史书记载，姬发在武王八年进行戡黎，九年观看孟津兵力，十一年发起伐纣的行动。相比之下，“姬昌戡黎”理论为商朝反应提供了较长时间，而“姬发戡黎”则将商朝的反应时间压缩至极短，甚至在戡黎之后，姬发便准备开始对商朝进行战略性打击。这种军事行动符合战争的逻辑。

综上所述，现有的研究结果表明，《史记》中的记载大概率是错误的，真正发动戡黎的是姬发。可能由于《尚书》中提到的“西伯戡黎”，让司马迁误以为“西伯”指的是姬昌。然而，西伯其实是指“西方诸侯之长”，这也完全可以解释为何“西伯”指的是姬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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